如万曙春教授认为，宪法实施应该与国家机构体系与政权组织体制相适应，我国宪法实施中最重要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适用，尤其是立法适用。

[li]经过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决定》的修订后一直沿用至今。其他检察职权则在其他法律中规定。

因为彭真认为，检察机关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是一项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检察机关缺乏这样的能力进行全面监督。应当看到的是，彭真虽认为法律监督权主要应该集中于刑事案件的办理，认为检察机关的任务就是通过打击各种犯罪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其任务与刑法基本一致，因而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与刑法应当有恰当的衔接。根据体系解释，七九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是对七八宪法有关一般法律监督权规定的强调和探索，七九及八三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以双重规范结构对其第1条所明确的一般法律监督权进行了体系化落实，八二宪制则整体承继并发展了七八宪制下的一般法律监督权。[xxxii]《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 （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第5条的规定，其以列举式立法的方式，将检察机关的法律职权主要局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xi]明确为重大案件检察权、自侦案件侦查权、刑事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执行监督权、监所监督权，即有限法律监督权。

[lxxxvii]法律适用机关不能够作出法律抵触宪法的解释，但是可以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作出法律如何合宪、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上合宪的解释，即可以采用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从法理上贯彻和补强法律的合宪性推定。有学者指出，我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它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制度下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以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客观要求。而在具体的层面上，人作为人格而应当享有的诸多广泛的具体权利均应落入第33条第3款保护的范围之内。

总而言之，无论是文本位置还是措辞都不能构成人格尊严作为一项统合性基础价值原理的充分的反对理由。[64]而正由于其统合性，可以说，人格尊严原理的内涵中具有全部个别性基本权利的因子，换言之，任何个别性的基本权利均可在人格尊严原理中找到其位置，尽管此种位置的具体重要性会因该权利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对于整体人格尊严之保持与发展的意义而有不同和变迁。（三）人格与尊严的一般关系 最早将人格与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是阿奎那，他曾经指出：被赋以person之名意味着一个人享有很高的尊严。延续这一思路，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曾指出，人格的基本特征便在于其尊严性，即他超越一个物，超越物质的个体性成分，而成为精神性的尊严存在。

[17] 除托马斯主义的人格理论外，对当代影响最大的人格理论乃是康德提供的，其以去宗教化的方式为person在其庞大的理体系中寻获了尊贵的位置。人格尊严不可侵犯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关系存在的基础。

[15]这一包含了理性与个别性双重特征的persona定义对后世学者，特别是经院哲学大师阿奎那，产生了重大影响。[16]据此可以明了，在西方的神学背景下，person包括两种：human person（人格）和divine person（神格）。[16]前引[11]，St. Thomas Aquinas书，第291页。[9]参见林来梵、骆正言：《宪法上的人格权》，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所以全部法的命令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成为一个人格，并尊重他人为人格（sei eine Person und respektiere die anderen als Personen）。正如林来梵教授所论证，前段与后段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规范性语句，结合成为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保障条款，而这项权利乃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摘要:  人格尊严在现行《宪法》第38条中以合成词的形式出现,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性，此种价值性不容侵犯。在上述意义框架下，现行《宪法》33条第3款之所以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即尊崇人的价值和地位，其原因也在于人拥有人格，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

诸如《宪法》总纲中关于公有制、环境保护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规定，也均可以理解为乃是对人格获得健康发展所必要的良好外部条件的规范保障。就人格尊严规范之体系地位而言，狭义人格权内涵说往往将其视为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规定的补充和扩展。

这种解释方案,借用马平的说法，也为其他新型权利的证立保留了宪法学上的入口，这使得宪法中的权利体系保持开放性。著名康德哲学研究专家、斯坦福大学的艾伦·伍德教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康德经常将人性和人格性作为拥有共同的外延范围的概念加以处理。

参见前引[3]，孔令望文。结合前文对人格与尊严概念的分析可知，作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性，此种价值性不容侵犯。正是由此，自由而涌动的宪法学思想赋予了宪法文本蓬勃而持久的生命力，使其有能力满足人类在变动时代里变化着的法的需要。在前述分析背景下可以说，前段是后段的基础，后段只是不完全列举了若干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其所罗列的几种情况，无疑属于人格权侵害行为之概念的核心意义之边界范围之内。其中，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此种禀赋乃是以自身就是实践的，即无条件地立法的理性为根源。[36]换言之，日文法律学中所使用的人格概念仍然大体维持着实体说的内涵。

故而，用此种普遍性的历史背景来说明个别宪法规范的特殊内涵，无疑力有不逮，甚至自然地内含了若干理论的矛盾。（二）对狭义人格权说的反思 现行《宪法》38条的诞生有其历史根源。

为了应对这种颇为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将人格尊严建构为中国宪法的统合性的基础价值原理，乃是十分必要的。康德明白地指出：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Menschheit），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

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 进入专题： 格尊严 体系化 宪法教义学 。进而，正由于其基础性，人格尊严原理构成了各项个别性基本权利及其背后的规范原理共同的价值源泉。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具有绝对性的人格尊严不同，一般人格权乃是人格的一般性存在条件的规范化，故而是相对的，要受到他人的权利、公共利益和合宪性秩序的限制。完全根据条文在文本中的排列位置确定其重要性是荒谬的，因为遵循同样的逻辑，作为第一条的条文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宪法序言比其位置更靠前，理应更重要一些。这些思想成为后来诸多国际人权法的思想渊源。[40]在此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法制具有尊严也就理所当然，更何况其也与康德哲学相符合，康德本人便曾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尊严一词，他说：唯有立法自身才有尊严，具有无条件、不可比拟的价值，只有它才配得上有理性东西在称颂它时所用的尊重这个词。

持狭义人格权内涵说的学者多指出，有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民之人格尊严被肆意侵犯之恶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惨痛历史教训，在参考借鉴国外立宪经验的基础上，新宪法在人身自由条款之后新增了人格尊严保障条款。而一个人之所以具有绝对的尊严，原因仅仅在于他和上帝存在直接的联系：在人格之上存在着上帝的印记。

思想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等可理解为是对人格存在与发展的精神条件的保障。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

纵观我国现行《宪法》，尊严概念共出现了三次。故而，对于生命权或者死刑的合宪性等问题的任何探讨，只有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方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解答。

在日文中，人格一般具有四重意义：人的性格、人的品格。在学理上，一般将这种兜底性的、包罗宪法未予明定的重要人格利益的权利称为一般人格权。因此，‘个别的实体被置于person的定义中，意味着person在诸类实体中的唯一性。但此种调整亦必须与整体的宪法规范体系对于尊严的运用保持融贯。

persona则专指自由人，是罗马法上的权利主体。但是，这种不存在文本表述的状况并未妨碍其在教义学上将尊严建构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与全部基本权利的牢固基础。

可为著例者乃是形容上帝的三位一体（Trinity, Triunity）理论。[37]《新明解国语辞典》，三省堂1997年版，尊严条。

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4]参见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